在歷史上，幸福從來都不重要。幸福是屬於 “奴隸” 的範疇。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都被允許。”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所提及的觀點。這種恐慌意味著，如果世界上不存在一個高於人類的絕對秩序，現實將陷入混亂。可事實卻恰恰相反 —— 應該說，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麼一切行為都會被允許去做。這正是現實和歷史告訴我們的恐怖真相。
一旦你确信自己掌握了 “終極真理”，並且為某個 “神聖的事業”—— 例如上帝的旨意、歷史的必然、人類的幸福 —— 而服務時，任何駭人聽聞的行為都會被主體推卸責任。因為相對於那個崇高的目標，犧牲自己和他人、製造痛苦、剝奪他人的自由，都合理化為 “必要的代價”。
可以說，“幸福” 正是我們的社會系統所信奉的那個 “終極真理” 和 “絕對秩序”。你有權利幸福，而且 “你必須幸福”。這種幸福成為一種絕對正確的良善，為了這個目標，一切都被允許了。我們甚至因此失去了 “選擇” 的權利。
在這個問題上，電子遊戲《水仙》通過讓玩家體驗一種臨近死亡的生命狀態，討論了這一點。
22 歲的筱原姬子，對於汽車和地圖懷著極大的熱情。他喜歡駕駛的樂趣，也喜歡親手修理的機械感與掌控感。她成長在一個天主教家庭，但她戲稱自己是 “偽天主教徒”，經常不去教堂禮拜。即便如此，她還是喜歡在天主教醫院的七樓安寧病房當志願者，用她的熱情和關懷，陪伴那些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病患。
不過命運非常諷刺 —— 姬子隨後被診斷出絕症，生命即將走到末期。她自己也成為了她所熟悉的 “七樓病人”。正是在她成為病人之後，她在一個夏日與當時年僅 15 歲、前來定期復查的門診病人佐倉濑津美相遇。此時的濑津美內向又自卑，因為她自責疾病給自己的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姬子善解人意，基於以往照顧病患的經驗，她以一種主動、近乎強迫的方式，將濑津美帶到了自己的身邊，和她相處，並用自己的活力和樂觀溫暖著她。不過身體情況還是日漸惡化，姬子決定不再被動地等待死亡，而是開著她費盡心血修好的紅色跑車，載著濑津美，開始了一系列意義非凡的 “最後的旅行”。她為自己列出了臨終前想做的十件事，他們還一起去看了大海，在沿海公路上盡情馳騁。在這場遠離醫院消毒水和病痛呻吟的旅行中，姬子和濑津美短暫地從命運手中奪回了對自己生命的主導權。
有趣的地方在於，姬子在故事中引入了英國作家威達的童話《弗蘭德斯的狗》作為隱喻框架。才華橫溢卻命途多舛、注定要早早死去的尼洛；選擇忠誠地陪伴在尼洛的身邊與他一同在教堂的畫作前凍死的忠犬帕奇；以及愛慕尼洛、卻因父親阻攔無法與作為窮小子的尼洛在一起、最終獨自在世上承受悲痛與思念的阿洛伊斯 —— 在姬子眼中，她將自己視為注定要離去的 “尼洛”，而他推開自己的家人和好友，本質上是在強行阻止他們扮演 “阿洛伊斯” 的角色。
這是一種基於絕望的、略顯天真的自我導演。然而，正如同她喜歡開車、修理汽車一樣，這正是她面對死亡 —— 這個無法掌控的事情中，從其他事物裡汲取的一點掌控感和主宰感。而濑津美正是那個象徵忠犬 “帕奇” 的完美同伴，被姬子進行投射，因為她同樣身患絕症，能夠理解姬子的處境。
最終，姬子在完成了最後的願望後，在七樓病房中與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安詳地走完了人生最後一程。她在尋找到內心的平靜後，接受了既定的自然結局。這給予了濑津美很大的影響，也為他後續面對死亡時，區別於姬子的選擇埋下了伏筆。
又過了幾年，女主角濑津美遇到了男主角阿東優。阿東優是一個普通大學生，在他剛剛考取了駕照、本應開啟新生活的第二天，他因突發胸痛入院，最終被診斷為肺癌，並被轉入了某所天主教醫院的七樓安寧病房中。
男主的家庭關係淡漠疏離。在七樓這個生命的終點站，他遇見了佐倉濑津美。此時的濑津美 22 歲，在男主眼中，她因病弱而身形嬌小，給人一種疏離感。作為七樓的 “前輩”，濑津美向男主解釋了醫院的殘酷規則：“第三次臨時出院回家就要做好準備了，不會再有第四次。” 因為濑津美當時正在準備迎接她的第二次出院。
隨著日子流逝，男主和濑津美都在內心深處抗拒被社會預設的兩種看似 “幸福” 的死亡方式：要麼在程序化的醫院裡得到關照，要麼回到家裡，得到家人的陪伴。他們渴望得到預設幸福之外的 “第三種選擇”—— 一種掌控感，一個由自己來定義的終點。
這個願望因為一種偶然的機會而成為了可能：男主那喜歡沉默的父親前來探望時，匆忙中將一串銀色的本田鑰匙遺忘在了男主的床頭櫃上。於是他向濑津美提出了逃離醫院的計劃，厭倦了等待的濑津美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們收拾了少量的個人物品、維生藥品和僅有的一些現金，悄然離開了醫院。
這輛銀色轎車承載了他們最後的意志，開始了一段無目的地的漂泊。他們的旅途充滿了殘酷的掙扎：身體狀況不斷惡化，疼痛與咳血持續不斷。為了維持旅程，極度缺錢的男主甚至偷竊了柏青哥店的鋼珠換取現金。在途經以古戰場聞名的關原時，他們遭遇了突如其來的大雪，對於一輛沒有更換冬季輪胎的轎車而言，這幾乎是致命的。
就在旅程似乎將要陷入無盡的消耗時，濑津美向男主表達了她的最後心願：去兵庫縣的淡路島看一看那裡盛開的水仙花田。隨著目標的確定，濑津美的性格開始融化。她向男主展示了她對汽車型號、機械知識的了如指掌，以及對公共地圖的熱愛。
其實她一直存有一筆可觀的錢 —— 這意味著男主之前為了籌集旅費而進行的偷竊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必要的。但或許是為了那份 “掌控感”，濑津美並沒有說出這一點。有了資金，他們不再為生計發愁，最終穿過了明石海峽大橋，抵達了開滿水仙的淡路島。
當他們抵達淡路島的南端水仙花田時，濑津美的身體已經衰弱到了極限。在花海旁平靜的大海邊，男主凝視著她，問出了那個問題：“你現在是希望我拉住你呢，還是希望我鼓勵你呢？” 這個問題將選擇的權利完全交給了濑津美。
她沒有回答，但她做出了決定。她平靜地、一步一步地走向冰冷的海水，最終消失在了那裡 —— 做出了有別於姬子 “回歸醫院” 的選擇。
這一切都很相似。在這一點上，我們深刻理解了：“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與生者永存。” 濑津美似乎又成為了童話裡的尼洛，而男主成為了忠犬帕奇 —— 一個唯一的同伴和見證者。他們理解並默默地看著這一切發生，沒有阻止。
在故事的尾聲，男主沖洗出了那台廉價的一次性相機中的照片。唯一成功的一張，是濑津美在陽光下罕見地露出發自內心的微笑。他不由得感嘆：“在這台廉價的相機裡，只記錄下了她的一張笑臉，但那卻是我們活過的證明。”
可以說，《水仙》是一個平靜簡單、有關幸福與選擇的故事。但 “死亡” 除了生命本身的盡頭以外，還可以理解為現實僵局的某種延伸。
這令人聯想到電影《末代皇帝》裡溥儀的皇妃文綉，她所居住的紫禁城和天津靜園，都是一個象徵著 “七樓安寧病房” 的地點。她物質優渥，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是 “幸福” 的標誌，但在精神上卻是一個等待死亡的地方。這包括了王朝的覆滅和個人身份的消亡。他處於一種 “被規定的幸福”—— 是皇妃的頭銜，歷史慣性中的一個符號，一種被供養、被定義的 “體面”。
然而，隸屬於這種被規定的幸福之中，卻屬於 “奴隸” 的範疇。她的人格、欲望、未來，完全被 “皇帝的配偶” 這個身份所定義和吞噬。她沒有自己的人生，只有作為這個巨大的歷史符號附屬品的功能。
可以說，在當時的社會符號系統裡，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皇妃，根本不存在 “離婚” 這個選項。她的行為不是在現成的符號系統裡提供的選項裡進行選擇，而是做了一件在那個符號系統裡被認為是不可能或不可想像的事情 —— 就像濑津美拒絕在醫院和家之間進行選擇一樣，拒絕接受那種 “被提供的幸福”。
“為什麼不在醫院裡繼續接受照料，感受社會的關懷呢？為什麼不趁還活著，多和家人陪伴感受愛呢？為什麼不珍惜還活著的日子呢？” 這種選項裡總是包含著一種 “你必須幸福” 的義務。而文綉拒絕了 —— 在 “受寵的妃子” 和 “失寵的妃子” 之間進行選擇，她選擇了離婚，徹底跳出了這個延續千年的宮廷符號遊戲。
她不是為了爭寵，而是宣布這個 “寵” 本身毫無價值。離婚後的文綉，從當時混亂社會的大眾角度看，一點也不 “幸福”。她不僅要忍受當時社會的非議和指責，還失去了皇室的供養，需要自己工作謀生，經歷了再婚和貧困，最終默默無聞地逝去。與她之前的生活相比，這無疑是不幸的。
然而對於他自己來說，他成為了 “文綉”，而不再是 “淑妃”。他多掌控了一些自己的身體、工作、婚姻和死亡，換取了作為 “人” 的資格。
在《水仙》中，對於姬子而言，她帶給濑津美的思考是：雖然死亡已經給你判了終局，但你還是可以主動地去做一些什麼，而不是躲在七樓病房，不是內向自卑，不是自責拖累家庭，不是被動地去追求或者享受那種 “被提供的幸福”。
她作為天主教徒，關懷他人，但上帝顯然給她開了個玩笑 —— 她的幸福腳本破產了。為此他使用《弗蘭德斯的狗》改寫了自己死亡的意義，用充滿生命力的內容去填充那個等待死亡的、令人感到無所適從的時間，去主宰自己的意義。
而對於濑津美而言，她更進一步：拒絕了醫院管理她的病痛，拒絕了家人管理她的情緒。她獲得的不是 “幸福”，恰恰是痛苦 —— 是身體的衰弱、旅途的艱辛窘迫，以及獨自面對死亡的孤獨。男主最後那個問題 ——“需要我拉你還是鼓勵你？”—— 她並沒有具體回答，因為她不需要男主提供任何東西。她選擇主宰自己的死亡。
在這一點上，我們終於理解了哲學家齊澤克在 2014 年接受《衛報》採訪時說的那段話：“在歷史上，幸福從來都不重要。幸福是給機會主義者準備的。真正做主宰的人從來沒有幸福感 —— 那是屬於奴隸的範疇。（筆者注：原話來自阿爾貝加繆）”
這是因為，此處的 “幸福” 所指的是被 “大他者”—— 也就是語言、社會規範、意識形態等等 —— 所規定的那些具體途徑，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維系現存秩序的運行。也正因如此，齊澤克才會在演講中看似自相矛盾般地提出另一個觀點：“我們擁有心靈，擁有一個實現幸福的基本裝置。” 這當然不是心靈雞湯。
這裡的 “幸福”，恰恰就是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所提出的 “死亡驅力”。那不是一種追求快樂的驅動力，相反，他追求痛苦和自我破壞，是對 “不快樂的享受”。在這一點上，“阻礙我們實現願望的東西，正是維持我們欲望的東西”，而這種趨利的維持，就是齊澤克口中的 “幸福”。
在這裡，幸福不再作為目標，而是一種死亡驅力過程中的 “副產品”。這樣才能獲得主宰感。
“恨海情天” 可以被視作死亡驅力 —— 那種激烈的、有毒的情感本身，那个爭吵、冷戰、和好時的短暫甜蜜，這個充滿痛苦的循環構成了一種強烈的存在感。而平靜柔和、沒有戲劇性衝突的穩定情感生活，則顯得 “深度無聊”。
但從另一點看，死亡驅力還體現在瑪麗・居里手中的鈾 —— 幽藍的光暈讓她感覺 “可愛”，而鈾輻射了她的生命。“幸福” 在這裡是副產品：挖掘鈾的作用，可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 “自我破壞” 在這裡成為追求。
對於濑津美而言，旅程中的痛苦正是她獲得人生掌控感的方式。通過拒絕那個被預設的 “幸福”，她才能夠有勇氣面對已經沒有未來的自己，才能夠拿回選擇自己的生命和死亡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她雖然痛苦，但她得以選擇消失在水仙花海裡。
不過對於玩家而言，我們仍然還在生活。這正是 “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與生者永存” 所象徵的意義。死亡可以是現實裡延伸的僵局 —— 被命令 “必須信服” 時，那個不敢承認自己有問題的、容錯率低的遊戲，讓你和大多數人都感到失敗和沮喪，只會指責你的問題。
在這裡，追求 “幸福” 可以是踐行生命軌跡的一種副產品，而不是目標本身。這樣才能從僵死的現狀中，探索出一種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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